认知构建_链接提升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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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伦理学研究中，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？(2024-08-27)

认知革命（约7万年前）赋予智人独特的"虚构故事"能力，开启了文化进化（模因进化）的闸门，发展出两河文明、古埃及文明、印度河流域文明、黄河流域文明等早期文明；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及文化理念是否进步

判断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及文化理念是否“进步”，需要超越简单的线性进步观，采用多维度的辩证视角。赫拉利在《人类简史》中并未给出明确的价值判断（“进步”与否），而是通过分析认知革命带来的“虚构故事”能力如何驱动人类合作规模的指数级扩张，揭示其带来的巨大能力提升与潜在代价。我们可以从以下维度进行审视：

一、能力的巨大飞跃：无可争议的“进步”

规模与复杂性：
- 早期文明： 两河、埃及、印度、黄河等文明依托农业剩余和神话/宗教叙事（如“君权神授”），建立起数万至数十万人口的城邦/王国，创造了文字、法典（如《汉谟拉比法典》）、宏伟建筑和初步官僚系统。
- 现代社会： 依托更强大的虚构故事（民族国家、人权理念、科学理性、资本主义、法治），构建了数亿乃至数十亿人口高度互联的全球化社会，拥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组织、跨国企业、全球供应链、互联网、金融系统、科学研究体系。
- 结论： 在构建超大规模、超复杂协作网络的能力上，现代社会是早期文明无法比拟的，这直接带来了物质财富、科技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爆炸式增长。
物质生产与科技：
- 早期文明： 农业生产力有限，易受自然灾害影响，医学落后（高婴儿死亡率、低平均寿命），交通通讯缓慢。
- 现代社会： 工业革命、科技革命（尤其信息技术、生物技术）带来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，物质极大丰富（全球范围内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，尽管分布不均），医疗进步大幅延长寿命、降低死亡率，交通通讯实现全球即时互联。
- 结论： 在改造物质世界、提升人类生存质量、拓展认知边界的能力上，现代社会实现了革命性跨越。
理念与制度的“普世化”尝试：
- 早期文明： 价值观和制度通常基于特定地域的神话/宗教/习俗（如埃及法老是神，印度种姓制度）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等级性。
- 现代社会： 发展出一些试图超越地域、种族、宗教的“普世”理念（尽管实践远非完美）：
  - 人权观念： 《世界人权宣言》承认所有人生而平等、享有基本权利（生命、自由、尊严等）。
  - 民主与法治： （至少在理念上）强调主权在民、权力制衡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
  - 科学理性： 以实证和逻辑为基础的认知方式，成为理解世界、解决问题的核心工具。
- 结论： 在构建更具包容性（至少在理论上）、基于理性（而非纯迷信）的社会规范和制度框架方面，现代社会理念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探索方向。

二、代价与困境：进步光环下的阴影

赫拉利深刻揭示了能力提升背后的巨大代价，质疑这种“进步”是否真的带来了个体和整体的“幸福”：

个体的异化与幸福悖论：
- 早期文明： 个体深深嵌入家庭、氏族、宗教社群中，身份认同稳定，生活意义感（即使基于神话）通常较强，但物质匮乏、疾病、暴力威胁巨大。
- 现代社会：
  - 原子化与孤独： 传统社群纽带（大家庭、村庄、宗教共同体）被削弱，个体更自由也更孤独。
  - 意义感危机： 科学理性解构了传统神话和宗教提供的终极意义，消费主义、民族主义等“新故事”难以完全填补精神空虚，导致普遍的焦虑、抑郁和存在主义危机。
  - “快乐水车”： 物质极大丰富并未带来预期中的持久幸福，人们陷入追求更多财富、更高地位的永无止境的循环（“快乐水车”效应）。
- 悖论： 能力提升、物质丰富 ≠ 个体幸福感同步提升。
系统性的风险与不平等：
- 早期文明： 风险主要是局部性的（饥荒、瘟疫、战争影响有限区域）。
- 现代社会：
  - 全球性风险： 核战争、生态崩溃（气候变化、生物多样性丧失）、基因工程/人工智能失控等，一旦发生可能毁灭整个人类文明。
  - 结构性不平等： 全球化并未带来普遍繁荣。国家间、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可能比古代更大（虽然最底层绝对生活水平可能提高）。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具有制造和扩大不平等的内在动力。
  - “想象秩序”的压迫性： 即使是“自由、平等、人权”等现代理念，也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工具（如以“传播民主/人权”为名的干涉战争，或利用“自由市场”规则剥削弱势群体）。
生态灾难：
- 早期文明：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局部的、缓慢的（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壤盐碱化）。
- 现代社会： 工业文明对地球资源的攫取和污染排放，已超出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，引发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和全球气候变化，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。这是认知革命赋予的“改造自然”能力的可怕副作用。
“虚构故事”的脆弱性与冲突：
- 早期文明： 不同的神话/宗教故事并存，冲突相对局部。
- 现代社会： 民族主义、意识形态（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）、宗教原教旨主义等强大的“虚构故事”之间，以及它们与全球治理理念（如联合国宪章）之间，存在深刻冲突。这些冲突在核武器时代更具毁灭性。

三、结论：是“演化”而非简单的“进步”

能力与规模是巨大的“演化优势”： 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理念在构建超大规模协作网络、创造物质财富、发展科学技术、传播（某些）普世理念方面，确实代表了相对于早期文明的巨大“演化优势”。这使得智人成为地球的主宰。
“进步”不等于“幸福”或“可持续”： 这种“优势”的取得伴随着深刻的个体异化、系统性风险、生态灾难和意义感危机。现代人并未比狩猎采集者或早期农民更“幸福”，且将整个物种置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。
“演化”没有预设方向： 赫拉利强调，历史/文化演化并非朝着“更好”或“更幸福”的必然方向前进，而是充满了偶然性。所谓的“进步”往往只是适应特定环境（尤其是大规模协作需求）的解决方案，本身可能带来新的、更棘手的问题。
价值判断需谨慎： 判断是否“进步”高度依赖于所采用的价值标准：
- 若以物质生产能力、科技水平、全球影响力为标准，现代社会无疑是“进步”的。
- 若以个体幸福感、社群归属感、精神安宁、生态可持续性为标准，则结论远非乐观，甚至可能是退步。
- 若以物种长期生存概率为标准，现代文明创造的毁灭性力量（核武、生态危机）使其前景充满不确定性。

因此，与其用单一的“进步”或“退步”来评判，不如说：

认知革命开启的文化演化，是一场空前成功的“能力实验”，它赋予了人类神一般的力量。
这场实验同时也是一场巨大的“生存赌博”。我们拥有了改写生命密码、重塑地球甚至迈向太空的能力，但也制造了足以毁灭自身、破坏家园的武器和危机。
“进步”与否的最终答案尚未揭晓，它取决于人类能否运用其独特的“虚构故事”能力（如全球环保共识、和平理念、科技伦理），智慧地驾驭自身创造的力量，解决自己制造的危机，走向一个既能保障个体福祉，又能维系物种和生态长期存续的未来。否则，现代文明可能只是地球历史上一个短暂而耀眼的“灾难性成功”。